宋江的替天行道是什么道？让好人活得下去，坏人有所收敛

与老版相比，虽然技术上早非当年可比，但从剧情结构、人物刻画等各方面，实际上都比老版逊色不少。编导人员尤其没有搞懂的是，《水浒传》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英雄气，二是市井气。英雄气这方面，虽然表现上仍然差了些火候，但至少编导人员还是在努力表现，而市井气就很差了，无论是那些英雄们还是配角们，身上都缺了这种很有日常生活的气息，所以显得是一个青春偶像版——但对《水浒传》来说，这实际上就是失败。

编导人员着墨、用力甚多的“三大淫妇”，阎婆惜、潘金莲和潘巧云，虽然要比老版里看上更年轻貌美，更青春活力，但他们缺了的恰恰是老版里的市井气。新版看上去在努力把她们的行为合理化，但显然分寸没有拿捏好，结果让几个“淫妇”显得并不淫荡，反倒很纯情，是为了爱情。但如果认真读过原著的人就都明白，三大淫妇要的绝不仅仅是爱情，还有更加日常化、市井化的欲望，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也有对钱财的贪婪，更有对欲望的放纵。失去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会使人物显得单薄，也就缺乏纵深。

比如潘金莲对武松的感情，后人一直把这种感情理解为潘金莲爱上了武松。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当然有。武松是英雄，潘金莲是美女，又有个武大郎这样的丈夫，对武松有爱慕之情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潘金莲并不是什么痴情烈女，更不是什么女性觉醒先驱，在武松那里受了挫折，她并不会像琼瑶剧里那样歇斯底里、要死要活，还可以再找别的机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为了一个人就寻死觅活，在潘金莲那个时代不太有，潘金莲这样出身低贱的人更不可能。还要说明的是，在那个年代，真正非你不娶非他不嫁的，往往不是因为爱情，更多的恰恰是封建婚姻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对潘金莲来说，首要的是活下去，在满足了这个要求之后，她的要求是活得更好一些，再然后才是爱情。潘金莲对武松的感情既有对英雄的爱慕，也有更实际的考虑，不仅是武松看上去比他哥哥要更加像个男人，更因为武松是官府里的人，能让她的生活更好。她的欲望是混杂在一起的。阎婆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层次更分明一些。宋江为她赎身，解决了生存问题;买了房子把她养起来，生活不错;然后她才开始要求名分和身体欲望的满足。

“淫妇”们如此，英雄们实际上也如此。《水浒传》里的英雄除了少数人以杀人越货为快事，大多数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而被逼上梁山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是被逼得没有退路，他们是断断不会上梁山的，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委曲求全。

林冲就是这样的典型。完全是因为飞来横祸，被人陷害，从中高级军官一下子变成了“贼配军”，他还是指望着能安生度日，等着皇帝大赦，或者刑满释放了，他再回去继续过他的小日子去。不是他意外在山神庙里发觉，高俅是要置他于死地，他是不会出手杀人然后上梁山去的。

武松也一样。武松是先找了证据去找知县，希望知县能秉公执法，知县收了西门庆的钱财，不能为武松做主。于是武松自己报仇，杀了人，为他哥哥报仇。但他还是没忘记先让人做见证，准备好笔墨纸砚，让邻居帮他把王婆和潘金莲的口供都记录下来，这显然是希望知县能在判决时从轻的。——复仇是有一定的正当性的，即使违法，也可以减等论处。杀完人就去投案自首了，争取宽大处理。结果是刺配孟州。他到了孟州，也不绝望，还是认真过日子，一直到大闹飞云浦，才真正意识到了，别人是不想让他活了，于是大开杀戒。

还有杨志。可能很多人觉得杨志太没志气了，就是死气白赖地想做官，就是个官迷。但如果回头想想，其实也不难理解。杨志的出身是什么 书上交代，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后代，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杨家将。出身于这样的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世代以忠君报国著称于世，到杨志这一代，虽然没落了，但本能的想法也肯定还是先努力恢复祖先的荣光，延续家族的这个光荣传统。直到在黄泥岗上辈劫了生辰纲，别人还要栽赃于他，他算是明白了，他根本没出路了，只有上山落草。

也就是说，林冲、武松、杨志这样的人，至少本身不能算是坏人，起码不是像当强盗的人。他们即使常常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被埋没了，也还是愿意像绝大多数人那样过着小日子等待机会的。只是真正发现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才只好毅然决然上了梁山。什么是最坏的时代，最坏的社会 这就是。坏人当道，好人没有出路，不仅是想做好人而不得，想做英雄而不得，就是普通小老百姓的生活，他们也没办法过下去了，那就要另找出路了。

被逼着上山做了强盗、显出了“英雄”的真面目，当了强盗，真的做起了“坏人”。即使到了这一步，上了梁山，也是为了求活，而不是求死。但这么多被逼着露了真面目的“英雄们”既然聚在一起了，他们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也要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了。

聚义之后，摆在梁山的头等难题就是，往哪里去 是继续造反，像李逵说的那样，“杀进东京，夺了皇帝的鸟位”，还是像宋江说的那样，“早早招安，给兄弟们谋个好前程”

水浒传的背景是北宋末期。北宋的一个特点是真正的农民起义不多，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快就会被官府或剿或抚，加以消灭。而且多数农民起义军的出路都不错，除了少数领头的人，其他人都可以在成功转型为官军，吃上皇粮。所以，宋朝流行一句话，“若要做大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造反，然后接受招安，是做官的终南捷径。从这个角度看，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虽然现在看起来十分可恶，但在当时，所作的选择其实也符合理性人的假设。

所以，梁山打起来的旗号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意思很明白，反贪官不反皇帝，“杀尽奸佞，重扶朝纲”，就是要重建一个没有坏人、好人能有出路、能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社会秩序。

除暴就是要杀完天底下的坏人，这是破坏旧秩序，不难;难的是安良，也就是建立一个新秩序。新秩序怎样建立起来呢 不管怎么说，光靠杀坏人建立不起来。坏人是杀不完的，杀了这一茬，还会有另一茬成长起来。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根除产生坏人的土壤。

那么，如何根除这个土壤呢 就要压邪气，扶正气，让好人敢做好人，让坏人屏气敛声，进而压制坏人，保护好人，扶持好人，建立一个有正气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端赖乎宣传。所以孔子晚年删订诗书，总结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孔子那个时代，诗实际上就是大众文化，功能相当于现代传媒，所以孔子讲诗教，反对非礼之言、非礼之动、非礼之事入选。

回头再说《水浒传》。其实《水浒传》的全称应当是《忠义水浒传》。没了忠义二字，水浒就只是一群草莽英雄占山为王了。但《水浒传》不同于现代武侠小说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反贪官不反皇帝，造反但不反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梁山上的杏黄旗上的“替天行道”四个大字中的道，其实就是忠孝节义这些在当时已经“思想解放”了的人看起来十分迂腐的观念，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们仍然奉为圭臬。别人已经不相信这些主流价值观了，而他们依然信，所以他们过不下去，他们上梁山造反，就是要重新恢复这个价值观的主流地位。

对梁山好汉来说，造反的目的就是打黑，宋江改制竖起杏黄旗，上面写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就是唱红。所以，打黑与唱红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宋江的做法是对的，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很硬。李逵砍了杏黄旗，他就要杀李逵。这不是砍倒了一面普通的旗帜，而是砍倒了梁山的核心价值观。即使是做戏，宋江也要把功夫做足，让梁山上的人们都知道，唱红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要标明，他是有决心、有能力来维护这个核心价值观的。

没有意识形态，梁山好汉就只是一群强盗，而有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个意识形态，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秩序的建设性参与者。光有意识形态，造反没有希望成功，但没有意识形态的造反一定不能成功。所以，马克思虽然只是在书斋里造反，但他开创的意识形态改造了这个世界，而那些没有意识形态的造反都已经成了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