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陶行知诞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系列活动举行

今年是陶行知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当国家“双减”政策颁布实施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如何继承和发扬陶先生新时代行知精神思想，如何办好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如何从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汲取养分，解放孩子，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共同努力提高孩子的生命价值，都是教育的重要问题。 摆在读者面前的重要主题和实用命题。

教育专家探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左起：尚视新闻主播、现场主持人刘宁、周宏宇、杜成贤、吴彬荣

10月16日上午，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携手朵云书院举办“纪念陶行知诞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系列活动，主题为“生命是生命”教育——今天我们如何提供真正的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宏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杜成贤、上海市宝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彬荣探讨如何传承在今天的语境中弘扬陶行知的故事、思想和教诲。 先生的精神和思想，深刻理解了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以及真正的教育。

上海宝山陶行知纪念馆

陶行知与“第二故乡”保山的关系

陶行知先生与宝山有着深厚的渊源。 可以说，保山是他的第二故乡。 这段缘分始于1914年，陶行知从上海宝山吴淞码头出海赴美留学。 1917年，陶行知回国，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创办孝庄师范学校。 1930年4月，孝庄师范学院被蒋介石政府查封，陶行知逃往上海。 后从上海逃往日本，于1931年春潜回上海。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各种教育、社会、文化活动，酝酿新的教育改革。

1932年5月至8月，其教育小说《古寺钟鸣录》在《申报》连载。 讲述了敲钟工人利用寺产成立工程、学习小组为村民造福的故事，讲述了陶行知的生活和教育。 他提出“社会就是学校、生活就是教育”、“教做一体化”等教育思想，并首次提出创建勤工助学团的想法：“如果办一个工厂，如果你也注意到工人的进步、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立刻就会变成有意义的工作坊；如果你办学校，如果你也关注师生关系、生产机会与平等如果你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关注每一个元素的生产和成长的机会，它就会立即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

少儿自动化工程学校小学生正在上课

后来，他的想法在上海和宝山之间的大厂乡村得以实现。 1932年至1937年，山海地区方圆十里以内的农村几乎都建立了工学团，其中有少儿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等。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1945年抗战一结束，陶行知就积极筹划将育才学校迁往上海宝山。 由于长期辛苦工作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先生突然脑溢血，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去世，他的抱负没有实现。 宝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高举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旗帜，以多种形式继承和发扬陶行知先生的生命教育理论和思想，将陶行知先生的教诲融入到长期的教育事业中。 “向陶陶大师学习”的过程。 教育思想积淀成宝山的教育文化基因。

如果认真践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不会害怕任何改革。

“先生的一生很短暂，只有55岁，但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生，非常精彩的一生，甚至是伟大的一生。” 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他在周宏宇主编的《陶行知传》一书中，将陶行知的一生活动和事迹划分为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和接受世界。 对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成就进行考察，认为“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20世纪的综合文化巨人”。 沙龙上，周宏宇简单回顾了陶行知先生的人生经历，表示印象最深的是“陶行知先生虽然留学西方，但胸怀大志，回国后说：‘我我想用全方位的教育，我想创造一种全方位的教育。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普及教育，教育人民。”

一般认为，陶行知在基础教育界的影响力大于在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力，但杜成贤提醒，“其实我留学归来后的第一个教育经历是在大学，他也做了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 杜成贤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是他提出并推动的中国大学课程改革趋势，将学生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 学生可以跨学科选修课程，学生成绩按学分计算。 此次改革仍然是高校基本的教学管理制度。 其次，首次提出用“教学”代替“教授”来表达“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共同活动”。

“这位老师觉得，在中国学校，‘老师只教，学生只教’的现象在中国学校很普遍，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严重脱节，所以他建议把‘教学方式’改为‘教法’要加强教与学的联系，突出学生学习的地位。” 尽管学校教务会议激烈辩论了两个小时，陶行知先生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但他通过写文章、演讲的实践，倡导和运用“教”、“教”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1923年，“教学”基本取代了“教授”，虽然换了词，但表达的概念却完全不同。

吴彬荣长期关注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 在她看来，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这两个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她的《在生活中教育》系列书籍是她个人生活实践和亲身经历的总结，但事后她突然意识到，“整本书的经验是教父母如何在生活中教育孩子，这难道不是吗？”我在师范学校学到了什么？” 你读过陶先生‘人生即教育’的哲学吗？

陶行知先生在保山“山海工程集团”

1932年，陶行知在保山大厂创办“山海工学团”，组织青年工农边工作边学习。 为了解决日常教育中师资缺乏、经费不足、民生与教育难以平衡等矛盾，陶行知提出“小学教师制”，主张知者为师，有能者为师。教师，以知识和能力的顺序为标准。 ，与年龄没有必然关系。 在陶行知的大力推动下，短短10个月，上海就有了18000名“小学生”，并很快扩展到28个省市，将全民教育运动推向了高潮。

陶行知在“山海小学生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个学校的氛围，和我们现在的学校生活相比，可能只有少数幼儿园能比得上，大部分学校还差得很远。” 在吴彬荣看来，如果真正贯彻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家长面对各种教育举措和改革就可以无忧无虑。

作为老师，你必须读陶行知，作为家长，你也必须读

陶行知的时代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一个发现的时代。 他明白激发和培养儿童创造力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

周宏宇认为，创意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生命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创意教育，就是培养创新创造精神。 陶行知先生认为，‘孩子的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经过至少五十万年适应环境的奋斗所传承下来的天赋精华’，需要后天精心培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发展。”

陶行知认为，孩子的创造力是无法教授的。 首先要解除对孩子的各种束缚，这就是他所说的“解放”。 所谓解放，并不是孩子跟随大人，而是大人加入到孩子的队伍中，“陪伴孩子一起创造”。 教育者在解放孩子的同时，必须提供营养，培养良好的习惯，因材施教，就像农业不允许种子自生自灭，而需要精心培育一样。

“这一点还需要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践，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 吴彬蓉举例说明了她作为教育观察者所看到的教育工作者对儿童发展的不同态度、言行所带来的后果。 不同的影响，她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说，在中国，老师怎么能不读陶行知呢？” “很多人只知其人，却不读其著作，更谈不上运用、实践。为​​孩子服务。我想补充一点，家长也应该读读陶行知。” 在吴彬蓉的教育实验项目“长期家庭陪伴计划”中，她带着家长阅读陶行知等中外著名教育家的原文。 实践知识。

陶行知著名的“六解放”是：解放孩子的大脑，使他能思考；解放孩子的双手，使他能做；解放孩子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解放孩子的嘴，使他能看见。让他能够说话；腾出孩子的空间，让他去大自然、到大社会去获取更丰富的知识；腾出孩子的时间，不填课程，不逼他赶考试，有一些时间来消化他所学到的东西，学习一些你想学的东西，做一些你高兴做的事情。” 杜承贤解释道。

当被问及陶行知先生批评的“考试杀人”时，杜成贤教授认为，他批评的是不合理的考试，而不是考试本身，并介绍了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视考试作为教育评价手段的情况。 。 杜成贤说，“陶行知所批评的情况，我们今天仍然存在。所以，关键是要认真思考‘为什么测试、测试什么、如何测试’的问题。”

宝山区图书馆读书小组成员吴建华朗诵陶行知家书《科学的孩子——致陶虹、陶晓光》

沙龙上，宝山区图书馆读书团成员吴建华朗诵了陶行知的家书《科学的孩子——致陶虹、陶晓光》、《读书经典点亮孩子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朗诵活动”获奖者张宗轩、李心怡为大家朗诵了陶行知的诗词。

“诵读经典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朗诵活动”获奖者张宗轩、李心怡朗诵陶行知诗词

“我的丈夫一直相信‘孩子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他是孩子们的朋友、兄弟、慈父和严格的老师。我希望今天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也能看到、听到像他这样的孩子，相信孩子。” 吴斌荣说道。